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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艰苦卓绝、同仇敌忾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不仅领导军民在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为了打破敌寇封锁和摆脱经济困局，在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还发起了一场由党政军民学一起参加的生产运动，史称“大生产运动”。这场生产运动成效显著、意义重大，体现出了中国人不同凡响的战斗决心和斗争智慧。

  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和红军主力部队集结陕北，尤其是日寇全面侵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中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保障和后勤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才成立时，吃公粮的党政军等机构脱产人员仅14000人。1939年后，发动摩擦，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中央被迫从前线陆续调来军队保卫边区。包括军队指战员在内的边区脱产人员，在1941年为73000人，脱产人数是边区初创时的5.2倍，使得陕甘宁边区负担加重。同时，边区还接纳了很多外来移民、难民，根据李《回忆与研究》的统计数字，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接纳的移民、难民达33172人。再加上陕甘宁原本150多万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可以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和农业产出低下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其次，日寇的经济封锁和的打压摩擦使边区财政收入锐减。1938年以后，日寇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1940年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存在一个很大弱点，就是依赖外援”（李《回忆与研究》）。“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全面抗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政府按照协议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外援”收入在当时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大，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但自1940年10月起，政府就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同时还中断陕甘宁边区的邮路，使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等无法资助边区。“外援”绝大部分断绝，致使边区原先的财政收入模式中断，对本就捉襟见肘的边区经济不啻于釜底抽薪。

  再者，边区税赋没办法承受各项开销，边区经济陷入困境。早期边区财政因有“外援”收入，所以开始对百姓征收的税赋并不高。以征收公粮为主，“1937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1940年十万石，1941年激增至二十万石”，也就是说，边区政府1941年征收的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李《回忆与研究》）显然，包括公粮征收等税赋的增加，都是在边区脱产的工作人员增加、边区“外援”收入断绝等情形下，为保障抗战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基本运转，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边区百姓的负担加重，当时党内外反响强烈，党中央极其关注，派人调查并证实了情况。

  “正是由于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就使我们的财政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陕甘宁边区从1939年即慢慢的出现财政危机，到了“基本上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绝境。（李《回忆与研究》）

  从群众角度、从抗战大局、从党的事业全面健康发展考虑，在的倡导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生产运动。

  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抗战时期，自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国内外友好人士对陕甘宁的资助也日渐困难，边区财政日渐紧蹙。党中央发现这个苗头后，在1939年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百姓，以及部队、机关、学校的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实际上，按照的说法，自1938年开始，“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当时只是令一部分军队业余做一些种菜、养猪、打柴等生产活动，目的是改善战士们的生活，还远未上升到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的高度。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张闻天、陈云、李富春，以及中央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总结当时陕甘宁面临的困难后，犀利地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李《回忆与研究》）代表党中央正式向党政军民学各界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

  在这次生产动员大会上，边区总生产委员会提出的1939年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如纺纱织布等，整理和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并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还设定了指标：全边区实现粮食增产20%，机关、部队、学校生产任务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一万五千石，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二万五千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一千石，同时，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实现自给自足，适当减少菜金，节省财政开支。大生产运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严密的组织性和规划性。

  在1940年9月25日的中央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边区政府出台了相应措施，包括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40万元——这两个重要部署一下子就解决了占陕甘宁脱产人口绝大多数的部队的开支问题。1941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查看，并且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三五九旅的指战员随后开赴南泥湾开荒种地，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都参加生产劳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李《回忆与研究》），打造出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和赫赫有名的“南泥湾精神”。三五九旅第一年开荒一万一千多亩，第二年开荒两万六千多亩，第三年种地十万亩，不但部队做到了完全自给，另外交了一万石公粮，受到了等党人的表扬。在南泥湾的影响带动下，边区部队大多数都采取了屯田政策，成绩斐然。

  领导人率先垂范，将大生产运动推向高潮。1939年2月的党中央生产动员大会之后，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各学校、机关、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逐级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民齐动手的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在边区的、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人都身先士卒参加生产运动，在自己居住的窑洞附近，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蔬菜，亲自播种、施肥、除草、浇水、摘菜，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为他代耕。在的示范带动下，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各级领导干部更是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并且都有公开的生产计划，接受群众的监督。

  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利用到延安开会学习的机会，积极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年过五旬的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荒地栽种蔬菜，还教他人耕种。周恩来到延安开会学习时，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克服右手负伤、活动不便的情况，坚持摇纺车，钻研纺线技术。他还和任弼时等人共同运用物理学的原理，改进纺织设备，取得明显成效。在党人的示范带动下，整个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从整个过程来看，大生产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周密的顶层设计，各项工作开展既有重点，也有统筹兼顾，稳步推进。中国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也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时期。当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九条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明白准确地提出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开荒任务和粮食产量目标，及相应的措施，可见在民族生死存亡、战火弥漫之际，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生产运动的重视程度和规划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纲领的第十一条还提出：“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来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就施政理念而言，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相当先进的。可以说，边区的工商业政策与农业生产运动是一体统筹、同步推进的。

  多次在各种场合和报告、信件中对边区生产运动和财经工作作出指示。如1941年8月6日，写给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第一段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他又提出了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观点，“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接着又条分缕析地算经济账——这是大生产运动期间，亲自为边区谋划经济的重要文献。此后，又多次写信给林伯渠、谢觉哉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商讨经济和生产工作，从宏观层面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指明了方向。

  按照总生产委员会制定的目标，1939年陕甘宁边区要完成生产任务，需开荒六十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于是，在1939年3月20日至4月5日的春耕季节，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每天下午一律停止工作和学习，全体人员突击开荒种地，以确保春耕田亩数量。据相关文献记载，“这次生产突击，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五万四千多亩。许多单位还在延安市区以外建立了生产基地——农场”（李《回忆与研究》）。

  截至1939年8月底，陕甘宁“全边区共开荒一百零五万五千八百三十四亩”，开荒总数达到原定计划六十万亩的175.97%，开局喜人。1939年秋后，生产运动的成效初步体现，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还为战士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又发了毛衣、毛袜、毛鞋等用品。1939年生产运动的丰厚收获，改善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水平，使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的甜头，激发了开展生产运动的劲头，客观上缓解了边区财政危机，摆脱了部分经济困境。

  在的号召下，1943年是陕甘宁边区“丰衣足食”生产计划年。3月4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在会上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大会布置了当年所有机关的生产任务，还表彰了各机关单位在大生产运动中表现突出的66位劳动英雄。

  经过4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丰衣足食”的最后阶段，达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的目标。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隆重举办了旨在表明边区人民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丰衣足食”号召的生产展览会，暨劳动英雄大会。来自农业、工业、部队、机关等各部门单位的185名劳动英雄和近3万名群众出席了大会，展览会共展出展品6596件和反映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图表、照片1987张。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25名、甲等劳动英雄34名、乙等劳动英雄8名，分别给以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这次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

  11月29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作了《组织起来》的著名讲线日，亲自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申长林等17名劳动英雄代表开生产经验座谈会，一直从下午谈到深夜才结束。

  此后，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又召开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当时称为“群英会”，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可见大生产运动的声势和成效之巨大。朱德在开幕式上讲道：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举世的称道。对于这一奇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决定性作用。（李《回忆与研究》）

  为全面有效推进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不仅热火朝天地开展生产大竞赛，文艺宣传也紧紧跟上，创作出《开荒歌》《南泥湾》《生产大合唱》等歌曲，以及《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二流子变英雄》等戏剧作品，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鼓舞和教育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发起和领导的大生产运动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在党中央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响应号召，开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彭德怀传》编写组著《彭德怀传》），新四军在艰苦作战中“采‘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陈毅：《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5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6辑（1943年），第202页〕。

  1942年12月，在总结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文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也可以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亲身经历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李有评价：“我们党抓住了生产运动，达到了‘丰衣足食’，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李《回忆与研究》）

  历史已经充分验证了，1938年因为陕甘宁陷入经济困境而开始的大生产运动，至1945年实现“边区军民生活已开始步入‘丰衣足食’境地”（李《回忆与研究》），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彻底打破了日寇经济封锁和顽固派打压摩擦的困局，巩固并壮大发展了革命事业。更重要的是培育和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的优良作风，为革命事业注入了鲜活动力，更为中国人精神谱系作出了贡献。

  「李嘉澍，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晓巧，江苏《党的生活》杂志社编委，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